人民參加審判，裁判員如何誕生？

關於日本裁判員制度乃融合「陪審制」與「參審制」的特性，而其中關於裁判員的產生，由於其具有普遍性，而能反應 民主代表性，而與英美法的陪審員產生有較大的相似性，但卻又有其特性（所以，日本國連名稱都自創為裁判員制），本文即從日本裁判員選 出程序的介紹，來觀察此種日本自我發展的特性。

常見陪審制的陪審員產生方式

在探討日本的裁判員產生前，有必要針對一般陪審制度的陪審員選任為介紹，以與日本的裁判員產生為比較。

一般而言，現代的陪審員的資格，為了更能有效反應民主代表性，所以已經少有限制，只有具有選舉權的公民，基本上 及具有成為候選人的資格，並因此做成候選名冊。而在具體案件發生時，才由電腦隨機選出數十名為選任並為通知，以確定能否擔任。

而在第一階段，即必須由法官先行剔除一些不適格的情況，包括不在籍、生病，或者具有迴避事由者。

而在此剔除後，所剩餘的人選，即稱為候選的陪審名單（jury pool），而進入選任階段，參與此程序者，除審判長之外，即是由檢察官與辯護人針對候選者進行「Voir Dire」程序，此為法語，Voir是真實、Dire是說話之意， 整個意思是藉由對於候選者詢問，查其回答是否屬實，是否有先入為主的觀念，以為是否排除的參考。而檢察官與辯護人具有以下的剔除權：

1. 無須附理由：即只要檢方或辯方 提出要求，無須附帶任何理由，法官就必須排除，惟此有名額的限制。

2. 必須附帶理由：而當無須附理由 的名額數已經用完後，若檢方或辯方欲再剔除人選，即必須附帶理由，而由法官裁量是否排除。

經由上述的剔除程序之後，選出十二名陪審員及數名候補者，而組成所謂陪審團。

選任陪審團，判決前哨戰

原本只是一個平凡無奇的陪審員選任程序，於現今，卻發展成一門相當專業的學門，因從一些實際的案例發現，陪審員 的選擇可能將決定勝負成敗的關鍵，因此，在採行陪審制度的國家，即會出現所謂顧問公司，提供如何選任陪審員的諮商服務。

如以著名的辛普森案為例，由於被告為黑人，且曾為美式足球明星，又是晨間女性節目的著名主持人，頗有「熟女殺手」的意味1，因此，辯方在選擇陪審員的對象而言，即以中年婦女且為黑人為選擇對象，儘量排除男性白人的參與，而想盡辦法將此案導向是種族歧視的結果。而辯方也深知，檢方因害怕此案成為種族衝突的根源2，因此，也儘量避免白人過多的情境，在辯方精心設計之下，最終選出的陪審員，即完全無白人，且全為女性，如此的 結果，在某種程度，已決定了最終的勝負。

日本裁判員名冊，來自選舉人名冊

在日本，只要年滿二十歲以上，具有選舉參眾議員資格，即具有成為裁判員的資格，而雖然強調平民參與審判，但仍必須具有現代公民應有的知識，所以未受有國民教育者，不具有裁判員的資格，此處也凸顯國民參與司法，雖不必具有法律知識，但卻必須有基本的現代公民知識。其次，針對曾犯罪者、身心障礙者而無法適任裁判員職務者，亦在排除之列。

而既然裁判員制度在藉由平民參與審判，以避免法官的法律專業所帶來的專斷性，所以屬於法律專業人員，如法官、檢察官，警察等，及有法律專業的律師、公證人、法律系教授，甚至正在受司法官訓練的學生，亦在排除之列。而基於司法、立法、行政的相互獨立性，因此，若為國會 議員、中央與地方的行政官員等，自然不能成為裁判員。而雖然裁判員並非法官，但因有與法官相同的權力，所以在遇有利益衝突時，也必須迴避，如為被告或其家屬、被害人等，亦不能成為裁判員。此外，為了防止民眾動輒拒絕擔任裁判員，民眾在基於法定事由下，亦可以拒絕擔任裁判員，這些事由不外是年齡、就學、生理、交通等因素。

關於裁判員的選任程序，必須先由各地方法院在每一年的9月15日前，根據所轄範圍的市町村的人口比例，通知各選舉委員會在10月15日前，從眾議院議員的選舉人名冊中，依照比例隨機選出名單送交地方法院，並由地方法院在12月底前，做成裁判員候選名簿，而具有選舉權的國民進入候選人名簿的比例約為三百分之一，且在每年皆必須重新做成下，日本國民皆有可能成為裁判員。

日本裁判員的選任以第一起事件為例

而在遇有裁判員審理事件發生時，即必須進入選任程序，以日本第一起裁判員審理案件為例，乃於2009年8月3日於東京地方法院展開，案情很簡單，不過是一名72歲的老翁，因寶特瓶擺放問題，而與66歲的鄰婦產生口角，並將之殺害的案件。而選任乃先由地方法院於所轄範圍，從各地方名冊 中，依據比例隨機選出裁判員候選者，至於第一波選出的人選大約73人，而先為意願通知，其中有19人辭退，若有意願， 則必須進一步，填寫質問票，以調查是否具有形式的資格，如是否有受國民義務教育、是否從事法律相關人員等等是。

此書面填寫篩選後，即 進入實質的選任程序，由審判長與二位法官與檢察官與被告律師進行質問，以決定裁判員是否適任，最後再選出六名裁判員，而與 三位法官組成合議法庭，以備不時之需。就此第一起事件而言，其案情不僅單純，且被告已經為有罪答辯，但由於其屬第一起，而具有示範作 用，所以整個選任過程與審理過程也趨於審慎。

而與採陪審制度國家不同的是，日本裁判員的選任，沒有所謂不附帶理由的剔除權，任何的剔除要求皆必須附帶理由，而由法官為裁量，之所以會有如此設計，即是防止檢、辯雙方藉由剔除權，而選擇對己較有利者，則審判的公正性才足以維持。

裁判員的產生真的是公正嗎

由於日本的裁判員制度剛處於萌芽階段，所以是否在未來，也會出現類似英美的所謂顧問公司，以幫助檢、辯雙方如何 挑選裁判員，尚不得而知。

不過如果從制度設計的差別來看，由於日本裁判員的選任程序，檢、辯雙方的主導權遠不如陪審制的當事人，所以藉由 裁判員的選任來影響判決，其機率顯然較低，但卻可能出現另一個疑問，即在裁判員選出完全由法官裁量下，是否將形成法官的恣意決定？而使得原本欲藉由平民參與來抑制法官的目的喪失？日本裁判員制度雖然已經實施一年，但由於審理的案件僅有上百件，是否會產生如此的結果，尚待時間觀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