勞工問題，政府主管部門的心態，常以踼皮球的概念做基礎，儘量採取：能推就推，能拖就拖，不能推不能拖，態度乾脆就軟化。這次，好不容易，推出勞工訴訟補助，沒想到，推拖功夫和基本心態不變，但是，異於往常的是，功夫更上一層樓，利用勞工訴訟費用「補助」之預算，將保護勞工的重責，踼給「外包律師」，同時，在踼出皮球那一刻，更替法律扶助基金會的律師，牟取了數以億計的福利！

今年三月，勞委會與法扶基金會共同召開「勞工訴訟立即扶助專案」記者會，會中正式簽約合作，宣布將由國庫投入二十億的「勞工權益基金」，為勞工權益受損的朋友提供免費的法律諮詢和律師扶助。然而，這樣的勞工訴訟扶助制度，隱藏著不少爭議問題，值得我們繼續仔細檢視。

勞工訴訟補助 法扶律師壟斷

委會此次推出的「勞工訴訟扶助」制度，和過去推動的「大量解僱勞工訴訟扶助」，及部份縣市辦理的「勞工權益基金」（也是補助遭遇勞資爭議的勞工請律師）最大的不同在於：此次的勞工訴訟扶助全盤委託「法律扶助基金會」辦法。任何勞工想申請扶助，必須直接到各縣市法扶基金會預約、面談，律師也直接由法扶指派，和勞委會並沒有任何直接關係。

表面上看起來，將訴訟扶助全盤外包給法扶基金會的作法，是重視其專業能力和經驗，但也產生了不少可議之處。例如，原本勞委會公告的「勞工法律扶助實施要點」中，曾明文規定：「申請案件經審核准予法律扶助者，本會（勞委會）應提供擔任法律扶助之律師名冊，協助申請人委任適當之律師。」，但如今全盤將業務外包給法服基金會後，法扶基金會將作業辦法改為「准予扶助者，會由法律扶助基金會指派專業之扶助律師與您連繫」。

從「自由委任」改為「法扶指派」，使得法扶基金會不只是「扶助審查機構」，更是「律師提供機構」，完全壟斷了勞工訴訟扶助的補貼。

官方付錢有保証 勞工權益沒保証

這群法扶律師們能自扶助過程取得的利潤，相當可觀，而且還是由官方保證。按照「勞工法律扶助實施要點」，每個個案「一審」律師費，最高可補助四萬元，經審核有理還可增至六萬元。如果是勞工共同申請，還可補助最高達十萬元，經審核可達二十萬元。除此之外，訴訟過程配套進行的各種申請保全程序（假扣押、假執行），多以書面進行，還可另外最高補助三萬元。申請督促程序（支付命令），另外最高可補助一萬元。而且，這些都還是「一審」的補貼，如果兩審、甚至三審定讞，不論勞方是否能取回權益，全部加起來律師不知已可獲得多少補貼。等到官司結束，雇主仍拒不還錢，申請強制執行程序，每次律師還可最高補助四萬元！

或許有些律師會說：「這樣的價碼，已經是低於市場行情了！你到外面找律師，一審至少五萬元起跳，連收個法院文書都還會收錢。」，但問題是，一來這些爭議未必須要以訴訟方式解決，是官方卸責把問題「外包」，才創造出這些「案源」；二來是，這些弱勢勞工在過去絕大多數無法支付任何法律服務的費用，原本律師們根本無法自其獲利，如今在官方補貼之下，成為了新的獲利來源，就是賺得稍少，在律師市場日趨飽和之下，二十億元起跳勞工權益基金的孳息，也是一塊大餅。

而為了確保法扶律師的壟斷權和獲取費用的直接性，法扶對外公告的勞工訴訟扶助申請表上，甚至要求勞工載明：「本人○○○同意貴會將補助之律師費逕撥入本會指派律師之帳戶－－－－－－簽名或蓋章」。表面上是「補助律師費」，像是國家對弱勢勞工的補助，但又得「同意撥入本會指派律師」，立刻轉移且限定了補助的收益人，真是高招。
　
一時之間，法扶基金會竟成為了部份律師的代理利益團體，承包業務，為律師增添案源獲利；而在這過程中，受扶助的勞工連選擇律師的權利都沒有。說穿了，不論叫「勞工權益基金」或「勞工訴訟扶助」，政府投入大筆金錢，補貼的都不是勞工，而是「律師」！

超越律師利益 問題指向政府

我們不得不質疑法扶基金會在這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。提供勞工更多的協助、增添其「實現權利的能力」，絕對是好事一件。但問題是，法扶能否從一個「非政府組織」、「社會運動團體」的公共性角度來思考，究竟該怎麼要求政府重新分配資源，制定什麼樣的制度架構，最能夠改善勞工當前的處境？在訴訟外，如果發現到了更好的方法，法扶有沒有可能違背律師團體的利益，介入要求政府提供更低廉、更有效的紛爭解決機制（諸如強化勞工申訴管道、勞政機關調查及處罰雇主的效率）？或者法扶只是成為律師的「利益團體」，亟於爭取公部門資源擴大市場，儘管這未必是解決問題的最優先順序？

我們要問，把勞工權益的問題，交給官方資助的「免費律師」，然後呢？我在上篇的結尾曾提到，「或許，外包給律師團體提供協助、其餘都與政府無關的思維，就是問題最大的來源。」，律師團體也許並非全部是問題的來源，但由政府補貼律師團體，將各個受害的勞工，碎裂化、單一化成為律師的案主，而官方自此就可抽手不管的作法，實在可議。

訴訟品質沒人管 官方就是會付錢

在過去「大量解僱勞工訴訟扶助」開始推行時就可觀察到，未領到資遣費的失業勞工們集體到勞委會陳情時，勞委會官員並非積極透過各種開罰、限制雇主出境、協調或通報其他行政單位（如稅捐單位）司法單位（地檢署）施壓…各種體制內已可行的手段，儘速協助勞方取回應有的權益，而是聽完勞方訴苦後，淡淡地說著：「好吧，這樣吧，我們補貼你們去請律師，和老闆打官司」。迅速推得一乾二淨。最後儘管纏訟多時，老闆也可能早已脫產，法院能保障得相當有限；官方也只是兩手一攤，與他無關。

而問題也在於，台灣多數的律師習慣於「Case By Case」個案處理各種爭議（這也是訴訟體制的特性：不告不理，個案解決），而不習於解決個案爭議時，同時上升到法令、政策或行政層級施壓，做「通盤解決」。這也牽涉到台灣法律人士與批判性社會分析知識和實踐的疏離，反而讓法律服務成為了一個以自身私利為優先的專業壟斷集團，以個案收費為目的，必然出現的結果。

在經濟不景氣的今日，各種受害的勞工人數可能越來越多，律師們能從官方獲得補助，將多了許多的案件來源賺取報酬，而官方還是老神在在，不須改善早已陳舊不堪的勞動法令、也不須督促各層級勞動機關積極行事。官方補助了大筆納稅人的金錢，勞方處境的改善卻相當有限，更何況，「解僱」、「職災」、「請領保險給付」以外的勞資爭議，根本無法獲得任何扶助！

相信這並不是多數公民所期許的未來，台灣勞工的權益維護制度，亟待更多的介入改革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