文：林柏儀（青年勞動九五聯盟執行委員）
電視廣告上，一位中年遭遇職災、勞保又遭雇主少保的建築工人，訴苦說著：「唉！我的勞保損失，想要求賠償，又不懂得打官司，不知道該怎麼辦？」。
忽然，貌似勞委會主委王如玄的卡通精靈跳出，說道：「為了協助勞工透過司法途徑尋求救濟，勞委會推動『勞工訴訟，立即扶助』專案，打官司，政府也有補助喔！」。


接著，看到建築工人握著扶助律師的手，感謝說道：「謝謝！還好有政府做後盾，幫助我們這種弱勢勞工解決勞資爭議，這樣我就安心了。」
這是勞委會最新推出的電視廣告「勞工訴訟，立即扶助」，也是在今年 五月一日 勞工節時，行政院長劉兆玄「送給勞工的一份大禮」。
台灣勞力市場上勞方與資方地位不平等的問題，早已不是新鮮事。然而，這樣的不平等除來源自於雙方議價能力的不同之外（在失業潮之下，勞方不工作將失業無法生存，資方相對容易找尋新的勞工），也包括了相關權利遭遇侵害時，「實現權利的能力」不同。
勞方就是遇到遲發薪水、胡亂扣薪、隨意解雇的老闆，往往也只能摸摸鼻子任命，哪可能有多餘的時間上法院討公道？
但資方如果遇到了侵犯公司權益的員工，很可能直接就動用人資部門與法務部門的資源，迅速把問題擺平，也可委任經理上法院控訴。
能否「實現權利」的巨大落差，讓勞動法令上的勞工權利往往只是白紙，如果遇到壞雇主，什麼都不是。
因此，為了平衡勞資雙方不平等的地位，在現代國家各種制度上對勞方的協助，顯得相當重要。其中一環相當重要的，就是公部門對勞方提供完善的法律諮詢、申訴介入、及訴訟扶助體系，讓各別的勞工，能在國家的保護傘下不致被任意欺凌，提昇「實現權利的能力」。這在缺乏工會傳統的台灣，更是重要。勞委會此次提出的「勞工訴訟扶助」計畫，的確是往正確的方向前進。
但相當可惜地，仔細檢視之下，勞委會宣稱「讓勞工更有勇氣為維護自身的權益挺身而出」的政策目標，竟然只適用在相當少數的勞工問題身上！在半吊子的規劃下，大大折損了原本可能達到的改革效益。
觀察官方提出的「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勞工法律扶助實施要點」才發現，可不真是所有勞資爭議案件，都能獲得扶助。
勞委會與法扶基金會規劃的勞工訴訟扶助對象中，關於「什麼樣的案件可以來申請？」，載明限於「（1）因勞動契約終止之爭議，（2）因職業災害所生之補償或損害賠償訴訟，（3）雇主未依加保勞保與就業保險，或以多報少，造成勞工給付金額短少，（4）雇主違反勞工安全衛生法規定致勞工發生職業災害，（5）工會理監事、代表、發起人遭不當解僱。」。
這看似洋洋灑灑的扶助對象，其實做了相當大的限縮。幾乎可以說，只要還沒被「解僱」、發生「職災」、和「請領保險給付」前，都無法獲得訴訟扶助！
沒錯，只有「解僱」、「職災」、「請領保險給付」的勞資爭議，才可能獲得扶助。
而且還不只如此，依照法扶基金會的說明，「雇主未依勞工保險條例或就業保險法投保或投保金額以多報少，但申請人未發生勞保各項給付（如老年給付、死亡給付、生育給付或傷病給付等）或就保各項給付（失業給付等）請求時。」，以及「工會理監事、會員代表、工會發起人或籌備人遭非解僱之不當對待。」都無法獲得扶助。
也就是說，儘管沒被保勞保，只要還沒能請領各種給付，政府就不扶助；而工會幹部只是被不當對待，例如調職，只要還沒被解僱，也不扶助！
另外，依照「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勞工法律扶助實施要點」，「申請人勝訴所可能獲得之利益，小於訴訟費用及律師報酬。」也不予扶助。七扣八扣，到底扣掉了多少弱勢的勞工？實際上，諸多勞工（特別是打工族）的資遣費、保險給付問題，往往遠少於大律師能獲得的報酬，難道就理所當然得不到政府扶助，只能吃悶虧或自力救濟？
並且，該要點補助對象限於「本國籍勞工」，也就是說，在台灣往往更需要主管機關協助保障權益的「外籍勞工」，就是被再怎麼惡質對待，也無法請求公部門扶助。
站在勞動權利平等保障的立場，這樣的劃分根本是一個不平等的差別待遇，將弱勢外勞的處境置身事外。
在官方扶助對象的重重限縮下，對於許多勞工更普遍在勞動現場遭遇的問題，不論是勞動條件惡化、薪資福利短少、不當調派…等，根本不得其門而入，依然缺乏足夠的公部門協助。舉例來說，以九五聯盟最常協助的「打工族薪資未達基本工資時薪95元」的問題，無關「契約終止」、也「非職災」、亦無「勞保給付短少」，儘管影響了數萬名打工族的基本生活，受害勞工本身也無法自此獲得任何扶助。 又或者諸多上班族被迫接受「責任制」或「無薪假」，損失鉅額的加班費與薪資，在當前規則下也無法獲得扶助。這樣的訴訟扶助制度，是否過度狹隘了？
其實，公部門此次願意提撥20億元成立勞工權益基金，倘若善加運用在勞工權益宣導與諮詢，同時鞭策各層級勞動主管機關主動運用各種政策工具（不論是對企業勞動檢查、開罰、給勞工諮詢、補貼…）來介入勞資爭議作為配套，恐怕根本不用花大錢替勞方找律師，在既有架構下就能夠解決絕大多數的勞資爭議。然而，如今勞工主管機關不但變成一個只發放法律扶助基金的「中立第三者」，而且還拼命限縮扶助對象，讓原本可能改善的勞動現場問題大打折扣，成了半吊子的勞工訴訟扶助制度，實在可惜！
或許，「外包給律師團體提供協助」、「其餘都與政府無關」的思維，就是問題最大的來源。而這樣的思維是如何形成、對誰有利、又將造成什麼問題？我們將繼續檢視。